高可靠、低时延是5G的基本特性,港口码头信息化建设中选择无线网络显然更具优势

C114讯
近年来港口业务发展迅速,无论是内陆港,还是进出口港,都对港口业务的信息化建设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构建技术先进、结构合理的数字化港口,已成为港口信息化建设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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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4G商用正在大踏步前进。2013年12月,中国移动已率先推出了4G网络,初步铺设的4G网站已覆盖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所有重要城市。2014年2月14日,中国电信业正式宣传4G商用,商用网络覆盖全国88个城市,截至目前,它的4G基站数量已达到了6万个。

回顾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史,2G带来了短信,3G带来了智能手机,4G带了短视频和移动支付。虽然5G的热度持续不减,但目前尚未出现现象级应用,有不少人还在问5G到底是什么,会对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产生哪些影响?7月9日至11日,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2019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召开。在10日下午举办的“互联网5G应用新生态论坛”上,运营商、互联网企业和行业专家纷纷试图给出他们最具想象力的答案。

虽然及时、准确的信息沟通是保障港口码头作业流程顺畅、高效执行的关键。但是,在面对港口码头通信需求的同时,必须考虑到港口码头复杂的地理位置和特殊功能对其通信网络规划、建设的影响。为此,大唐移动引用了最先进的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TD-LTE技术,提出TD-LTE港口码头无线宽带解决方案

大唐移动作为三大运营商4G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唯有不断的提升产品和技术实力,才能满足高速的建网需求,实现快速打造优质网络的目标。

大众对于5G的模糊印象应该就是一个“快”字。高通公司在去年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表示,5G的下载速度峰值可以达到4500Mbps,初始中值速度也有1400Mbps,相当于目前4G网速的大约20倍。

量身定制引入新技术

高质量网络提升用户体验

除此之外,“超大带宽,海量连接,高可靠、低时延是5G的基本特性”,中国联通5G行业组办公室负责人刘世江在论坛现场介绍。这些特性的改变源于5G的波长、频率和频谱发生了变化。

港口、码头、物流的货场、装卸船只、作业车辆的工作场景十分复杂,在实际作业过程中位置变化比较频繁,再加上作业流动性大,近海作业免不了受海潮影响,这些因素都给网络布线带来很大的难度,因此传统网络通信的方式,无论是从建设的匹配速度还是从成本控制的角度,显然都无法满足需要。

大唐移动作为我国高科技领域的标杆企业,在推动我国TD-LTE网络商用的过程中,始终致力于TD-LTE技术与标准的创新,近年来,大唐移动通过TD-LTE关键技术的改进,对提升TD-LTE网络性能起了良好推动效果。

每日互动有限公司CEO方毅解释,波长短首先意味着基站需要建得很密,手机和基站距离变近,降低了对信号强度的要求,可以更加省电;其次,波长短意味着天线短,彼此之间距离可以很近,多根天线适合大规模进出。

综合以上因素考虑,港口码头信息化建设中选择无线网络显然更具优势。无线宽带网络对施工条件要求低、建设周期短、使用灵活、高保密性、抗干扰性的特点,因此选择无线网络既能满足港口作业各项基本通信业务的要求,实现港口重点区域远程视频监控等数据通信的需要,还可节约建网成本。

为支持中国移动从TD-SCDMA向TD-LTE平滑演进,实现低成本且快速网络升级的目标,大唐移动协同中国移动共同发布了TD-LTE增强型技术——8天线双流波束赋形技术。该技术沿用并扩展了TD-SCDMA的特色技术,结合了智能天线波束赋形技术与MIMO空间复用技术的技术特点和优势,主要应用于室外场景的宏小区覆盖,可明显提升系统吞吐量性能与网络的小区覆盖能力,从而减少站点需求,降低建网CAPEX投入,有助于构建高品质TD-LTE网络。

而频率高、频谱宽,意味着单路信号单位时间内传输的信息量增大,信号密集也意味着速率加快。这样低延时、高可靠的特性保证了远程操控能被及时响应。

先进技术呈现强大优势

由于上下行速率需求的不对称,TD-LTE标准在制定时就已考虑到TD-LTE网络上下行能力不对称的设计,并体现在上下行可占用的资源以及数据流数等方面。但是考虑随着后续TD-LTE网络的广泛建设和应用,各种业务应用将会对上行速率产生更高需求。大唐移动提出采用多用户MIMO技术来有效提高上行容量。上行多用户MIMO是指多个用户共享相同的时频资源,利用空间信道的不相关性,支持多个并行传输的数据流,即来自不同终端发送的数据流占用相同的时频资源。从基站看,就如同从同一个“虚拟终端”接收多个数据流,从而构成了一个虚拟MIMO系统。相比于SU-MIMO,上行MU-MIMO增加的数据流数相当于数倍的等效PRB资源,极大限度的提高了频谱利用率和扇区吞吐量。

比如,据华为AR产品总监卫丁介绍,VR/AR在前些年非常火爆,但热度很快就冷却下来,就是因为数据的传输速度太慢和延迟时间过长,也就是所谓的“没有沉浸感”。5G的高带宽和低时延的特性有助于突破这个瓶颈。

大唐移动针对港口、码头的TD-LTE无线宽带专网解决方案具有高容量,大带宽,广覆盖的特点,通过采用OFDM、MIMO、双流波束赋型、智能天线等关键技术,可实现下行峰值速率大于100Mbps,上行峰值速率大于50Mbps。同时,通过在基站及CPE设计上强化现有系统的发射功率,可实现覆盖超过10Km。

为提高无线频带中零散频谱的利用率,大唐移动参与验证了载波聚合技术的区域性外场验证。经过测试验证,载波聚合技术在聚合了两个20MHz带宽载波的情况下,下行峰值速率可以达到223Mbps(3D:1U时隙配比),超过相同系统带宽LTE
FDD的峰值速率,可为网络用户提供更优质的应用体验。

与VR/AR类似,超高清视频、云化办公、全息通信、无线医疗以及自动驾驶等一系列创新型的应用和服务都基于高带宽、低时延这两个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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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产品升级加速网络覆盖

目前为止,很多技术已经实现了落地。据刘世江介绍,今年联通利用5G+8K+VR进行了春晚直播。在5G
+医疗方面,去年联通和福建孟超医院合作,做了全球首例5G远程动物手术,给一个小猪换了肝脏。在5G智慧教育方面,去年发布了全息音乐教育产品等等。

运营商4G建网环境各不相同,大唐移动针对建设环境对基站产品工程能力和网络性能的高要求,对TD-LTE硬件平台产品进行了全面升级。提供给运营商的一系列BBU/RRU基站产品可应对各种复杂场景下的网络部署,同时在抗阻塞能力、网络覆盖能力等多方面达到了业内领先水平。

此外,其他特性也衍生出别的5G应用场景。刘世江说:“海量连接和超大带宽带来了智能家居、物联网和智慧城市。此外,高可靠、低时延和海量连接则主要赋能了传统的制造业。”

大唐移动TD-LTE
基站采用星形拓扑结构的以太传输互联架构,对重要节点进行传输备份,提高整个传输的可靠性;并且主要的传输链路采用GE接口进行高速数据传输,满足了大容量数据的吞吐量,提高了数据传输的实时性。在整个平台的软件架构设计中,大唐移动通过标准的IP/UDP/SCTP帧结构进行业务、信令、维护层面的数据传输,统一了数据传输承载格式,在满足效率的同时极大地提高了应用层的可移植性和灵活性,同时也方便了系统对外的互联。

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曼青在今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总结的一样,5G最根本的特征就是连接,可以使整个连接更快、更多、更及时。5G将可能带来极小世界和极大世界的相互统一、以及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相互融合。

大唐移动BBU产品采用插槽式堆叠设计,使在网运行的基站在不断网的情况下即可快捷安全地实现基带实现扩容的能力;同时,灵活的基带调度机制支持单天线和多天线基带数据的汇聚与分发,可进一步提高网络覆盖能力,降低网络部署成本;在兼容性方面,大唐移动BBU产品前向兼容支持新旧板卡的混合使用;后向兼容满足向LTE-Advanced的平滑演进;横向兼容支持TD-LTE、TD-SCDMA、LTEFDD多模应用;具有优异的兼容性能。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曾说过,“将来20%左右的5G设施将用于人与人之间的通信,80%将用于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通信。”换句话说,5G将来发挥的潜力,主要面向产业互联网或者工业互联网。

大唐移动RRU产品同样具有领先的硬件能力,作为TD-LTE基站子系统的无线远端单元,具备体积小、重量轻、大功率、高容量的特点,与大唐移动系列化BBU共同完成无线覆盖功能。为保证RRU产品高效稳定运行,大唐移动在产品设计中加入了降额设计,将元器件选择和控制归一化。在产品对抵抗复杂环境干扰方面,大唐移动也进行了处理,使RRU硬件平台具备完善故障监控、自动处理、自动纠错和恢复的功能。除此之外,大唐移动丰富的RRU产品系列可支持从5MHz、10MHz、20MHz,到80MHz带宽的丰富配置,还可支持室内分布式天线、2天线、8天线等多种全向、双极化以及扇区阵列天线,可实现灵活便利的多场景组网应用,满足各种运营需求。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无线研究中心5G技术专家张丛武在论坛上形象地比喻道,“5G是要实现万物互联。如果把4G比喻成修路的话,5G则是造城。”他认为,5G是一个跨行业的融合生态,它会催生很多的融合应用还有各种产业机会。如果说4G主要面向移动互联网的话,5G将主要面向产业互联网。

据市场研究公司GSMA
Intelligence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4G-LTE网络普及的速度将会比3G网络普及的速度快一倍。该公司预计今年中国4G连接数将会达到1亿,到2020年将会达到9亿左右。

正因如此,5G被不少国家视为引领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发展数字经济的关键一环,各国都希望争夺5G产业的制高点。

中国4G市场盛宴对TD产业链中的企业而言是难得的收获时机,作为基础网络建设的企业,能否圆满完成建网任务,交付给市场一个优质的4G网络,将对4G产业未来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也是激励大唐移动不断求新求变的动力,不断创新突破将是大唐移动未来坚持不变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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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南都记者梳理,今年上半年,美国、韩国、英国、瑞士和科威特等国都已经完成了5G的商用发布。

比如爱立信与瑞典工业巨头ABB签署了一份基于5G技术面向工厂自动化的谅解备忘录,旨在使用5G和工业互联网联网来提高工厂自动化程度;韩国三大运营商同时推出面向汽车制造、机械制造企业的5G服务,旨在通过启动智能工厂服务加速布局工业互联网应用,提高制造业业务效率和竞争力。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徐晓兰曾撰文表示,面对国内发展的要求和全球5G商用的竞争,中国应抢抓机遇以工业互联网为突破口加快5G商用步伐,积极探索新型应用模式,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张丛武则指出,产业互联网的应用可能个性化的需求比较强,它从单一领域向跨领域协同的方向发展,面向各行各业。“如果从数字经济这个角度讲,我们认为5G是整个数字经济的关键基础设施。”

6月6日,中国也发放了5G牌照,标志着正式进入5G商用时代。据悉,中国的上飞、南方电网以及青岛港都有一些关于5G互联网的应用,用来提高整个生产应用的效率,降低成本。

在论坛上,张丛武对全球5G业务总体发展节奏进行了判断。他认为,高清视频、AR/VR、无人机作为通用性高带宽业务,未来可能广泛应用于各种5G场景,既是5G的基础性应用,也是最早成熟的业务。

而对于中低速海量连接和部分高可靠、低延时业务,他认为,4G能够满足部分需求,未来5G可以增强体验,比如智能抄表、可穿戴设备、物流跟踪和车载信息服务等都是现阶段和5G初期的重点业务。

对于网络通信能力要求较高的部分行业应用场景,则需要随着5G网络逐渐成熟和覆盖完善进行试验推广,如远程手术、全路况自动驾驶、云化机器人等,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在他看来,5G应用和全国产业的分布呈现比较大的正相关性。

北京市将围绕城市副中心、大兴新机场、世园会、国庆庆典、北京冬奥会等五大重点工程开展五大类典型应用场景,包括超高清视频应用、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自动驾驶和智慧医疗。

在我国东北传统工业基地,吉林、辽宁拥有一汽、华晨宝马等整车制造企业,以及沈阳新松机器人、东软集团等高新技术企业,其5G试点主要在车联网和工业联网方面。

像我国的中西部,以成都、重庆、武汉等地为核心,物联网产业发展迅速。重庆5G实验室重点研发物联网智能应用和下一代车联网技术应用。湖北则建立了5G产业联盟,逐步开展无人驾驶、无人机智能巡检等应用。

以广州、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是我国电子整机的重要生产基地,而智能终端是5G落地的关键,包括头戴的VR/AR设备、智能手机、无人机、机器人、智能家居这一类的应用。

浙江、上海在5G应用方面创新热情较高,政府、运营商和企业在多个场景联合进行应用示范。今年5月,5G无人机在上海北外滩成功试飞,中国电信在上海虹桥打造首个5G示范商务区。杭州的5G应用试点将针对杭州电子商务、文化创意产业发达的特点,发展物联网、智能制造等领域。

焦点

13秒短视频

AI生成文章

有版权吗?

网红法官详解互联网环境下著作权保护的新探索

无人机拍摄的照片是作品吗?使用人工智能合成的创作物,受不受版权保护?原本需要花一个半小时看完的电影,有人使用一系列截图用三分钟告诉你影片概况,算不算侵权?

7月9日-11日,2019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举行。10日上午,一场探讨互联网创新和知识产权发展的论坛,吸引了近百位来自高校、企业、法院和智库机构的嘉宾参与。

当天,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姜颖介绍了当前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状况。自去年9月挂牌成立以来,该法院共受理了21729起案件,其中网络著作权案件占比78%。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吴伟光表示,网络版权的诉讼案件量不断增高,版权制度在今天也期待着一场范式变革。

互联网法院不到一年

受理超2万起案件

根据4月底国家版权局网络版权产业研究基地发布的《中国网络版权产业发展报告》,2018年中国网络版权产业规模达742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6%。

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新型的法律争议也不断出现。如何严格知识产权保护,解决数据采集和使用等互联网竞争领域问题,引起了业界的诸多讨论。

当天论坛上,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网红法官姜颖分享了互联网环境下著作权保护的新探索。“通常我们说,互联网法院是一个网上案件网上审的法院,”姜颖介绍,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用互联网的方式来审判案件,另一个则是审理的案件都与互联网有关。

据南都记者了解,去年9月9日,北京互联网法院挂牌成立,专门处理特定类型的互联网案件。与传统法院审理方式相比,当事人不需要到互联网法院,就可以实现起诉、调解、立案、庭审、宣判等全部诉讼环节的网络化办理。

数据显示,在成立不到一年时间内,北京互联网法院截至今年6月30日,一共受理案件21729件,其中网络著作权案件收案17146件,占总数的78%。

姜颖介绍,从受理情况看,著作权案件也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一类是争议难点较小的常规类型化案件占到总数的50%-
60%,其中包括人们熟悉的图片和小说侵权案件等,还有另一类案件则是基于互联网不断发展的新技术而产生的新型侵权行为。

何为新型网络著作权新型案件?

姜颖分享了互联网法院近期审理的两个典型案件,其中还有一起短视频案入选了2018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

去年,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了抖音维权案,一个大概13秒的短视频作品是否具备著作权法对保护客体提出的“独创性”要求,成为该案争议的焦点。

“我们的法官认为短视频节目应该受到保护,并且也需要通过这样的保护来鼓励短视频平台传播更积极的内容。”姜颖说在这个案件的审理中,法院结合网络环境的创新与特点,对短视频节目能否得到著作权保护,给予多大程度的保护作出了裁判。

不止短视频维权案,北京互联网法院今年审结的全国首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案,同样备受关注。

南都记者了解到,该案的原告是一家律所,被告是百度公司。原告认为被告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百度方面则强调,涉案文章是数据软件分析而成的,不属于著作权的保护范围。

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计算机软件智能生成的内容可否构成作品。今年4月26日,互联网法院作出判决,自然人创作完成仍应是著作权法上作品的必要条件。虽然分析报告不构成作品,但不意味着其进入公有领域,可以被公众自由使用。

该案的意义在于,这是法律上首次对人工智能合成文章是否具有著作权以及权益属于谁作出界定。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应平衡权利人与行业发展的关系

其实不管是短视频还是A
I生成文章的诉讼纠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吴伟光认为,这背后都反映出当前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困境,即版权权利客体识别变得复杂。

“产权交易的前提就是明确属性,但中文字体、网络游戏直播画面、无人机拍摄的照片是不是作品,这样的不确定性导致了版权识别成本很高。”吴伟光说。

不仅如此,传统的版权行业如一本书,从作者、出版到发行是由一个个闭环构成,但互联网时代,作者、传播者、消费者正在变成一波人。人们每天都在创作、消费和传播内容,要找到权利人并不容易。

吴伟光认为,网络环境下维护作品传播闭环的成本也奇高。在这种情况下,知识产权的案件诉讼量不断增多,制度维护的成本也在提高。

如何破解这样困境?在姜颖看来,网络环境下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平衡权利人与行业发展的关系。“不能因为保护得太多而让行业发展不起来,但也不能为了行业发展而削弱权利人的利益,使其失去创新的动力。”

吴伟光则提到,人们曾寄希望于区块链技术保护知识产权,但目前这项技术只是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证据固定的问题,而没有对制度产生根本性变化,未来能走多远仍有待观察。

就像移动支付解决了假币流通的问题一样,吴伟光也期待知识产权制度在今天实现一场范式变革,从根本上结构当前的体系,提供一套更有效的版权或财产交易的方案。

观点

网络市场反垄断成互联网创新与

知识产权发展分论坛热议话题:

竞争准入门槛越低

形成垄断也就越难

7月16日,硅谷四大科技巨头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将参加美国国会的反垄断听证会。事实上不止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反对科技巨头垄断的声音日益高涨。

南都记者注意到,今年的中国互联网大会,反垄断前沿问题也成为与会者讨论的焦点。7月10日,在一场专门探讨互联网创新与知识产权发展的分论坛上,专家们连续抛出问题,中国互联网市场是竞争激烈还是日趋垄断?举起反垄断的大旗就能解决市场有效竞争和隐私焦虑吗?

有学者认为,反垄断的整个制度设计是需要理性分析创新激励与垄断监管的问题,但最终的目标是明确的,即保护整个社会总福利的提高。

微信具有“基础设施”属性

据外媒报道,7月16日,谷歌等四大科技巨头的高管将到美国众议院反垄断小组委员会参加一场关于“主导平台和创新”的听证会,并就外界的拆分质疑等问题作出回应。

这场定于下周,集结GAFA的听证会将把民主党和共和党对硅谷的不满带入公众视野,或将为监管部门的下一步审查奠定基础。

据南都记者了解,6月初,美国政府发起对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调查,联邦贸易委员会负责亚马逊和脸书,司法部则专盯谷歌和苹果。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6月3日也表示,将审查硅谷科技巨头潜在的反竞争行为。

当科技巨头的反垄断监管成为美国热议话题时,中国互联网关注者也在探讨和思索这一问题。7月9日-
11日,2019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举行。在一场探讨互联网创新与知识产权发展的论坛上,不少专家学者就此展开了讨论。

“下周美国的四大互联网巨头都去参加听证会,人们为何在这个时间点反对巨头?”当天论坛上,中国信通院知识产权中心高级咨询师李梅回顾了美国的反垄断历史,称“这是一个剧变的时代”。

1890年,世界上第一部反垄断法《谢尔曼法案》在美国诞生。1950年,美国又通过另一部重要的法规《塞勒-克弗维尔法》,来限制企业的反竞争兼并。

以反垄断法为依据,美国电信巨头AT&T在1984年遭到拆分,分成7个子公司。“距离美国上一次拆分巨头已经过去35年了,现在人们又提出拆分谷歌和脸书等互联网巨头,在这段时间什么发生了改变?”李梅注意到,基础设施理论开始延伸到一些互联网平台。比如在国内坐拥上亿活跃用户的微信也具有这方面的属性,类似水电燃气和电信运营商。

“反垄断法并不是反对大企业”

其实不止美国,目前各国对于大型企业的反垄断监管似乎都在加强。人们为什么会反对科技巨头?其中的主要观点认为,大公司限制和抑制了创新、损害公平竞争和中小企业的利益,还有人称,大型互联网平台存在虚假信息泛滥,对用户隐私保护不力等问题。

尽管针对科技巨头的反垄断监管获得不少支持,但也有反对者认为,举起反垄断大旗未必能解决抑制竞争和隐私泄露等问题。

“反垄断到底在反什么?”当天会上,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顾问吴绪亮提到,一方面我们鼓励企业做大做强,企业家也以此为荣,但做大做强的极致是垄断,这是否意味着处于最高处的企业需被拆分,从头再来?

“反垄断法并不是反对大企业。”吴绪亮指出,在实践中,反垄断执法机构关注的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协议、经营者集中和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排除竞争等行为。

目前,国内互联网市场是竞争激烈还是日趋垄断,是创新活跃还是创新不足?李梅认为,当下互联网公司的竞争并不少,相反所面临的竞争更加多维。一个表现在于竞争对手的不确定,技术创新和入口变换导致基础服务不断更迭,市场的竞争也变得难以预测。

在吴绪亮看来,数字经济带来的最大变化是边际成本的降低,这导致很多交易变得可行,很多领域的市场开始交融。他举例,比如网约车对传统出租车的挑战,原来的领域可能几家来做,但现在有新的进入者发起挑战。竞争的准入门槛越低,要形成垄断也就越难。

“我们需要更加理性地分析可能存在的真实危险,而非虚幻的敌人,”吴绪亮称,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等数字经济公共政策的设计应在创新激励与监管之间找到平衡点,但根本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最终保护整个社会总福利的提高,即保障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业的利益。

采写:南都记者 李玲

见习记者 李慧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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